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在中国问题上这

2020年05月13日 17:27 9 当前一条答案

人口的老龄化和青壮年劳动力的供给速度持续下降，在未来20年必将从劳动力和储蓄能力两个方面制约中国经济的未来增长空间。这不仅需要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而且需要从战略上加强研究，以应对来自人口快速老龄化的挑战。毫无疑问，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在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和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无论根据GDP的增长速度，还是就提高贸易在世界经济中份额的能力来衡量，中国经济都是当前世界上最显眼、最具活力的经济。中国的GDP在2003年已经超过了11万亿元人民币。但是，作为目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考虑到人口规模，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在过去25年约为每年6%-7%，低于GDP总量的增长差不多2个百分点。按现有美元汇率计算，人均GDP的水平从1978年不足100美元提高到了超过1000美元的水平。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保守估计，中国的GDP将在2005年超过法国，2006年超过英国，2012年超过德国。而在人均GDP方面，中国与发达经济之间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例如，与美国相比，即使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估计，中国的人均GDP还只有美国的16%左右。假设美国从现在起人均GDP每年保持2%的增长率，而中国为6%，那么要在2040年以后中国的人均GDP水平才可能达到美国的一半。因此，尽管我们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在GDP总量上赶上美国和日本，但在迅速提高我们的人均GDP水平方面我们还要走更长远的道路，可谓“任重道远”。这“更长的路”意味着我们的增长空间还相当的大，持续的时间也应该会更长。最近出版的英国《金融时报》上刊登的“为什么中国可以再保持20年的高速增长？”一文认为，东亚经济赶超最发达经济的一个经验是，这些赶超型经济在他们的人均收入超过了美国人均收入的50%之前是很容易保持高速增长的。如果这个经验观察是正确的话，那么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至少还可以再高速增长35年，因为实现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一半至少要在2040年前后（按购买力平价估计）。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中国是否能够在未来25年甚至更长时间继续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呢？或者说，为了进一步缩小人均收入与最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国经济增长能够保持足够长的时间吗？对于经济学家来讲，经济增长归根到底是一个人口现象。这不仅仅是因为所谓的“经济增长”意为国民产出的增长快于人口的增长，从而表现为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更深刻的原因还在于，第一，增长需要资本的快速积累。而资本的积累来源于国民的储蓄倾向。一个人口结构中劳动力集中于年轻化阶段的经济比一个人口处于老龄化的经济有更高的储蓄能力。第二，增长依赖劳动力的持续投入的增长。而劳动力的增长是人口增长特别是青壮年人口增长的结果。最后，增长的持续最终还取决于人口接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人口素质的增长。众所周知，中国的劳动力储备主要在农村地区。据世界银行估计，1991年中国有超过7亿的劳动力人口，而且还在以每年2%的速度增长。25年来，我们累计大约有1.6亿的青壮年劳动力从农村或者种植业中转移了出来，在城市和非农产业部门就业。虽然农业人口占了中国总人口的70%以上（根据普查，最近降到了62%），但是农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显著下降。在每年的国民收入中，农业提供的国民收入从改革初期的将近40%，降到了今天不足15%。这说明，25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了劳动力的超常增长以及以劳动力为主要投入的乡村工业化的发展战略。由于拥有持续增长的青壮年劳动力供给，中国的国民储蓄能力也显著改善了。所谓国民的储蓄或者积累是指每年的国民收入中扣除国民消费（包括居民和政府的消费）之后的剩余大小。这是可以再投资于经济发展的剩余收入。今天，中国维持了世界上相当高的国民储蓄率，这显然与我们的劳动力集中地处于比较年轻的阶段有关。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知道，20年前，新加坡和韩国也曾经达到过这样的储蓄水平，而今天都已经大大下降到25%左右。在东亚，当前只有泰国的储蓄率与中国内地大体相当。那么，中国按照现在的这个增长模式能再保持未来25年以上的高速增长吗？要回答这个问题，简单地说，我们需要知道，第一，我们在未来能否继续维持这么高的国民储蓄率。而这与人口结构的变动趋势和劳动力的增长前景有很大的关系。第二，即使我们维持高储蓄率，经济能否继续保持增长速度不下降（这是快速缩小与发达经济的收入水平的差距的关键），则还要取决于我们是否最终能够成功地实现经济增长由投入要素为主要推动力向增长主要由创新和技术进步为主要推动力的转变。就第一个问题来说，我们必须正视中国当前人口增长的特征和模式。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就出现下降趋势，现在的出生率水平与东亚的新兴工业化经济大体相当。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是收入水平提高的结果，而我们则与长期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有相当的关系。因为一般来说，人口增长率与收入水平呈反向变动关系。按照目前的模式，有人估计，中国的青壮年劳动力将在2015年后达到零增长。这个趋势与关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估计是一致的。中国现在被认为是世界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根据民政部的说法，我们现在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了10%，到2030年，中国超过60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4亿人，占总人口的27%，成为比美国更年老的国家。到那个时候，退休人数将接近在职人数的一半。这意味着，人口的老龄化和青壮年劳动力的供给速度持续下降，在未来20年必将从劳动力和储蓄能力两个方面制约中国经济的未来增长空间。这不仅需要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而且需要从战略上加强研究，以应对来自人口快速老龄化的挑战。

目前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认识下半年以至明年经济减速似乎已成定局。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年年均9.8%的持续高增长之后，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些主要因素已经或正在发生重要变化，经济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的差距在缩小。在这种情况下，经济适当减速是很正常的。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客观地看待经济减速。在我看来，导致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调结构。调结构是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需要，是一项长期性任务。调结构势必要淘汰落后产能，导致产能过剩的一些传统产业的投资下降。在目前产业结构调整期内，传统产业的投资和产出都在下降，但新兴产业的投资还不能迅速放大、新兴产业还没有形成气候，还不能取代传统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产业领头羊。也就是说，在现阶段，新兴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不足以弥补调结构所引致的传统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漏损。于是，经济增速下降也就是自然的，顺理成章的。二是资源和环境约束。30年的高增长，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但是，这种靠拼资源、牺牲环境来换取高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我国的资源总量和人均资源量都在显著下降，大宗商品要大量从国外进口。因此，资源和环境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硬约束之一。三是人口、制度和全球化的“三大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递减。第一，人口红利。我国能够实现30年的高增长，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有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战略，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而出口持续扩大又主要得益于我们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我国的出口产品结构以“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占主导地位，加工贸易顺差几乎等于或超过贸易总顺差。为什么外商把加工贸易企业大量建在中国？就是因为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低。但目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力低廉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步丧失，加工贸易的对外转移将成为必然趋势。第二，制度红利。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激发了人们的劳动和工作热情，提高了社会生产效率。以国企改革为核心的所有制改革、分配制度改革、要素市场的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成为推动经济高增长的重要动力。较之拉动经济增长的一般性经济因素，改革对经济高增长的作用无论如何不能低估。但近年来，在一些亟待深化改革的领域内，改革进展迟缓甚至近乎停滞，止步不前。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下降。在分析经济增速时，决不可将改革的因素排除在外而搁置不论。可以说，如果我们在改革上没有新的起步和进展，只在围绕经济增长的经济因素上下功夫，经济增速肯定会受到影响。第三，全球化红利。开放是我国经济高增长的助推器之一。大量引进外资和扩大出口，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我们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受益匪浅。但在完全履行加入WTO的承诺、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已经达到较高水平的情况下，全球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在递减。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后贸易战、汇率战此起彼伏，我国的外贸环境不断恶化。自然，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大打折扣。第四，经济总量基数。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经济总量很小。1978年GDP总量只有3645亿元人民币，2009年已近34万亿，今年有望达到37万亿，是1978年的100倍之多。在这样高的经济总量基数基础上，每年要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就很困难了。应该说，我国经济正处于从高增长阶段向平稳增长阶段的转折点。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高增长之后，这样的经济增速转型期必然会到来。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实践和历史经验看，没有哪一个发达国家的经济高增长可以持续50年或者70年。我国当然也不能例外。因此，要全面、科学地分析影响中国经济减速的各种因素，客观看待和正确认识中国的经济减速，同样，面对可能的经济减速，我们要采取有力的政策措施扩内需稳外需，尽可能稳定经济增速，特别是要加大改革力度，激发和提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充分发挥制度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中国经济正在着陆，至于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这目前是人民讨论的焦点，而这是在美国的债务危机前就已经达成共识的了。这对中国不一定是坏事, 没有一个经济体会持续快速增长. 中国在过去20年的发展速度已经是奇迹, 对现在的中国来说稳定远比速度重要.毫无疑问美元的债务危机，一定会对世界经济造成影响，中国自然更加复杂。至于是好事还是坏事，这点要综合来看，如果应对的好，这可以变成中国的机遇，应对的不好将对中国经济造成无与伦比的打击。先从坏处说吧。首先，便是人民币的升值问题。一旦美国债务危机爆发，国际货币美元必然大幅贬值。由于人民币的汇率和美元长期绑定在一起所以人民币必然对美元大幅升值，同时对所有的非美元货币（由于贸易，国际油价，金价都是以美元结算）将会贬值。这还只是其一，而且之前美国的救市计划的一大举措就是打开印钞机，开始印钞票，现在又开始实施零利率政策，这必然使人民币对美元更进一步升值，而对其他货币进一步贬值。其次，随着人民币的对美元升值还会造成的是人民币对内的大幅贬值这将使中国国产生通货膨胀。中国人民将会继续忍受的低工资，高物价之苦。通货膨胀从何而来，主要有两点。第一，中国的外向型经济策略主要依赖出口，所以中美贸易顺差巨大，说白了就是美元进的多，出的少。所以中国手里攒着大把大把的美元（3.19万亿外汇是今年6月份咱们对外公布的数据，其中超过60%都是美元也就是说至少有1。9万亿）而政府要对冲掉进入的热钱就要让央行打开印钞机按照现行汇率印6.4倍的人民币，这让中国实际流通货币比名义上高出了20%。第二，我刚刚说过由于国际贸易，原油，金价等统统都是以美元作为结算所以美元的贬值必然造成，农产品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中国势必会受到输入性通胀的影响。与此同时，长依靠投资出口拉动的中国经济，将会受到由于人民币升值而出口下降的影响。仅仅是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就会使一批中国出口企业倒下。二来中国商品抢占国际市场主要是靠中国人的廉价劳动力，和价格优势。但是现在人民币的升值，将使中国的出口企业丧失唯一的优势。所以美国的债务危机是对中国出口企业的一大考验。另外就是中国的财政缩水在所难免，中国不仅有世界上最庞大的以美元为主的目前已经超过3万亿的外汇储备，还有持有相当大的美国国债。这点你需要了解没美国的货币和国债的关系，美元是债务货币所以紧密的和美国国债联系在一起。我再简要解释一下相信LZ你就完全懂了，美国的国债，除了美国国内外别国也可以持有。一般美国回购国债就是对经济不满意增加美元，增加货币流通性（美元指数会上升），发行则反之。美国现在债台高筑却还频发国债是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提高债务上限这种方法，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借新债还旧债，小朋友都知道寅吃卯粮只能解决一时之需不能实际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如果美国不断提高债务上限，那么当债务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危机就自然爆发了。就像现在欧洲的那些国家样。美国政府方面说的基本不靠谱，债务上线已经成了共和党人反对奥巴马和民主党人的一个武器。全世界人民目前都看出美国国会内部在打嘴仗，他们政府对恢复全球经济基本是不靠谱的，所以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金融行业的人都对经济恢复没什么信心。这可能成为全球经济的第二次低谷的信号。中国担心的这个美国的大债主将讨不到钱，就这么简单。我们攒着的美元蒸发。当然了美债危机对中国也不是没有积极的方面。首先，人民币升值迫使中国改变现有的货币特别是汇率政策。另外经济政策也必须有所调整，在重视出口的同时，必须要扩大内需，增加消费和对外投资。这些不能只是口号，只说不做是行不通的。同时，人民币的升值意味着政府以往靠廉价货币政策和低人力成本的中国模式必须结束了，以往总是喊着要优化产业链，这便是一个机会。美债危机可以让中国出口企业重新洗牌，淘汰掉一些没有技术含量和生存能力的企业。而以高新技术为主的产业，由于较低的需求价格弹性和较高的产品附加值将得以生存并占有一席之地。此外，以往和内陆出口企业比起来拥有对比优势的沿海出口企业他们的优势将会下降，这对于内陆出口企业的发展也有帮助。如果说，这一洗牌对中国经济没有震动肯定是假，不少工人会失业，失去他们可能是奋斗了数年才得来的血汗钱。但是洗牌本身的积极目的恰恰在于淘汰掉了不该有的，这是任何时候任何经济体要想发展的必经过程。工人的血汗钱是钱纳税人的钱也是钱，以往出口企业挣钱挣的钵满盆满，是靠老百姓和纳税人支付通胀而养活起来的。不能以全国人民的力量养活不该存在的东西，你能说这种模式正常吗？所以假如中国出口行业真能完成转型，这不论对于中国还是对出口企业本身都是件好事。当然了，政府如果真的想帮助那些失业的工人们，就得迟早让他们转行，并给他们涨工资。另外由于当时08年由于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的时候，中国政府跟着不甘寂寞凑热闹也搞了个“四万亿”名曰“救市”，虽说这让中国在2009年一跃成为了世界第二经济体，仿佛世界经济“风景这边独好”。但这其实不是我们想要的，“四万亿”仅仅是央行给出的大体数目，其实有全国各省的救市数额是中国在这场国际金融风暴中的投入将远远超出四万亿。救市举措让中国丧失了挤压泡沫的最好时机，加入当时释放了泡沫中国今天将是另一个局面了。所以美债危机如果中国政府有远见，恰恰可以加以利用成为释放中国经济泡沫的好机会。比如好的例子是日本经济在80年代的时候和中国差不多，也是以出口为主的外向型的经济。但就在日本人欢欣鼓舞，幻想这超越美国的时候美国人的一个“广场协定”狠狠的给了日本一拳，日本金融泡沫被戳破导致股市大跌。加上此后的亚泰金融危机，日本经济一夜间走下了神坛，在复兴的路上。知道千禧年底和2001年才勉强得以恢复。与之成为对比的是美国90年代在两位比尔（比尔盖茨和比尔克林顿）的带领下的经济空前繁荣。不过必须提的是日本经济转型恰恰是在90年代改变的。日本人正是在90年代开始和西方接轨变，在重视出口的同时也重视内需和消费，同时扩大对外的投资。而且日本人的消费习惯和理念正是在90年代产生了改变和西方接轨。中国恰恰可以学习日本这点，这是中国和国际接轨的一个好时机。综上所述，美债危机对中国是个巨大的挑战，但也可以是个机遇。就看看中国人能不能未雨绸缪了。同时我们政府和老百姓的思维观念也要有所变化，早日从GDP的神坛中走出来，缓慢持续增长比什么快速增长要靠谱。现在政府放弃喊什么保八的口号是个比较好的信号。

倡导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就是试图通过资本市场，让存量财富创造更多收益。资本市场是对存量资源进行配置的机制，它通过对资产进行估值，通过证券化，让资产流动起来，让存量财富升值。这样，社会就处在一个很良性的状态：一方面，现期经济增长了，收入水平提高了，这是流量方面；另一方面，过去创造出来的财富也在增值，两种收入加在一起，这就是小康社会的财富形成方式。经济增长的目标，是要让全体中国人民生活得舒适。我经常看到很多人加班加点，非常辛苦；中国人是全世界最辛苦的了吧，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只要一有空就去做事赚钱。我们也要休息，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模式。要让今天的收入保障今天的生活，让过去买的那些资产通过增值来保障未来的生活。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已经从贫困、落后、封闭的国家，迈向正在现代化的小康国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三十年来，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世界瞩目中国非凡的成就，但世界上也有不少人对中国的崛起心怀嫉妒。中国的崛起的确正在改变全球的经济格局，所以有人会有些不舒服。但是我想,谁也阻挡不了中国前进的步伐。盛唐时期，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当时中国的GDP比今天美国的GDP在全球所占的比重还要大得多，约占全球GDP的40%以上。时隔一千年，中国终于又迎来新的强盛时期。这完全得益于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所走的正确道路。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成为经济大国还不是我们的目标。我认为，中国一定会成为一个经济上强大的国家，甚至在各个方面都非常强大的国家。我们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智慧。在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型过程中，我们当然会遇到很多困难。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了新一轮的调整时期，我们将面临更加复杂的矛盾，有些矛盾是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所没有遇到的。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我国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把握大局，审时度势，不断调整政策，化解矛盾，所以我们的经济社会仍然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一、中国正处在经济快速增长期今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仍然非常快速。年初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我国2008年经济增长率保持在8%，CPI（消费物价指数）上涨控制在4.8%。这是非常稳健的，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可能会超过这个指标，这是可以理解的。从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看，我们的经济增长仍然保持在10.4%，比去年11.4%有所滑落。CPI上半年上涨了7.9%。物价上涨从总体上看正在得到遏制，经济仍然在高速状态下运行。中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中期。要成为现代化国家，一定要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工业化过程。对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没有工业化，就不会有现代化。没有现代制造业、现代核心装备企业，怎么可能成为一个经济强国？我们一定要推进工业化，补工业化这一课。我国是从一个农业社会，或者说农业经济占主导的社会走过来的。总体上看，我们的工业化水平还是落后的。工业化水平落后会带来很多问题，包括社会秩序、现代伦理等，都是欠缺的。所以，工业化是一个综合指标，它不断推动经济发展，而且能带来社会的全面进步。社会进步是我们的根本目标。现在我们仍处于工业化的中期，或者说中后期，这一时期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经济高速增长。日本、韩国的现代化过程，经历了长达十年甚至二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没有这十年二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就没有今天的日本和韩国。中国也正在经历这样的过程，而且中国的经济体量要比它们当年大得多。从2000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起飞阶段，我们经济的高速增长将维持到2020年。到那时，中国将超过日本，和美国的经济规模应该不相上下。我们大概在2012年就要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将再用8年的时间从经济总规模上接近美国的水平。当然，也有个别美国经济学家认为，到2028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这比较乐观。所以，我们的经济仍会持续增长，在持续增长过程中，我们要适时调整经济政策，提升经济结构和产业竞争力。二、中国宏观经济当前面临的核心问题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到今年底，人均GDP将达到3000美元，接近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一般说来，特别是对于一个经济体量很大的国家来说，人均GDP3000美元，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需要升级，产业结构需要进行重大调整。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就业、中小企业发展等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必须正视的问题。这就如同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第一次经济结构调整、市场经济大发展时，给当时很多国有企业带来冲击一样，由于方向正确、政策适当，我们非常幸运地渡过了难关。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我们的中小企业该怎么办？政策如何在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寻找平衡？经济结构的调整包括两个方面，就是结构升级和产业转移。中国的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应该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地方，是现代工业发展的地方。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劳动力成本也在不断提高，这给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挑战。由于我们处在经济结构的全面调整期，所以面临的问题很多，也很复杂。但其中最核心的问题，还是维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与控制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一般情况下，适度的通货膨胀可以带动经济增长，但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使经济进入滞胀。我认为，当通货膨胀超过7%的时候，我们应该把控制通胀作为经济政策最重要的目标。但是，控制通胀不能过度损害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维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仍然是我们头等重要的事情。千万不要认为中国是一个高收入国家，一个发达国家，发展可以歇一歇了，可以考虑其他问题了。要充分认识到中国今年的通货膨胀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通货膨胀是不同的。今年的通货膨胀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它是输入型通货膨胀，主要是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上涨，特别是石油价格的上涨对物价全面上涨产生了重要影响。石油价格是能源价格的标杆，石油是资源之王，其价格攀升当然会传递到中国。中国是一个开放国家，我们对石油的需求量非常大，我国50%的石油依靠进口。最近石油价格从每桶147美元下跌到120美元左右。石油价格大幅波动，使世界经济进入一个大幅度波动的时期，风险急剧加大。虽然现在石油价格出现下跌，但是高油价仍是基本趋势，而且这种高油价是同美元有关系的。我们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比如说紧缩人民币、紧缩流动性，是难以让石油价格跌下来的。教科书上说通过紧缩流通中的货币，可以减少对商品的需求，从而使价格回落。教科书还说通货膨胀是一个货币现象，说到底是货币发多了，引起价格的上涨。但就石油价格上涨而言，不是人民币发多了，而是美元发多了。所以全球经济动荡，美国负有重大责任，特别是在衍生品金融市场。为什么中国要崛起？中国的崛起将改变全球的金融秩序和货币体系。现在全球都用美元做结算货币、储备货币，所以美国就不断发货币。如果二十年后，人民币成为可以与美元相互替代的国际性储备货币，这对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全球经济体系都有重要作用。中国崛起的核心标志是中国金融的崛起。中国除了产业要崛起、要有强大的制造业外，还必须有金融业的崛起。中国金融的崛起可以改变全球的金融秩序，有利于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没有独立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强大的金融体系，中国是成不了经济强国的。目前通货膨胀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这次通货膨胀属于成本推动型。所谓成本推动型有两点含义：第一，劳动力成本大幅提升。劳动力成本的提升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所有劳动者都应该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得到他应得的福利。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提高国民的社会福利、生活水平。通过什么方式实现这一目标呢？第一，通过提高劳动力的收入。沿海很多地方，企业为什么出现劳工荒？是因为劳动者的收入没有得到足够的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一个标志。第二，资源价格上涨。铁矿石、各种有色金属矿，甚至包括淡水，都会涨价。价格的上涨，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它在动态地寻求利益均衡点。30年前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改革僵化的价格体制。计划经济时期，价格管制把经济管死了，没有利润，也就没有经济发展的动力。价格如此之低，也会使很多人耗竭式地使用短缺的资源。实际上，我们现在要更多地关注供给。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就在于中国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市场化的供给体系。抗震救灾显示了我们强大的供给能力。如果退回到三十年前，汶川地震这么大的灾难，不要说三个月，就是三年也难稳定当地人民的生活。直接受灾人数400多万人，间接受灾3000万人，我们三个月就稳定下来，我们靠的是强大的供给体系，这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再加上我们的政府是负责任的政府，中国很难出现恶性通货膨胀。提高存贷款利率被看作是收缩流动性的一个手段。在目前条件下，提高存贷款利率，有可能创造更大的流动性，从而可能推动通货膨胀。为什么呢？这就涉及到汇率机制与国际游资问题。中国经济越来越开放，也越来越复杂，不像20年前经济活动非常简单，那时通货膨胀一来我们就知道是什么原因，采取什么措施。今天的经济结构太复杂了。如果提高存贷款利率，在不考虑汇率预期情况下，是可以收缩流动性的。但在目前的汇率机制下，会带来更多的国际游资，即热钱。为什么热钱想方设法要进入中国市场呢？因为人民币正在升值。我们今年已经升了6.3%了，也就是年初1美元换成人民币，现在经过汇率变动已经赚了6.3%了，同时我们的存款利率是4.14%（一年期定期），这两个加起来，大约是10.5%。也就是说还没有到年终，收益已经达到10.5%了，这是无风险的。关于热钱，首先要清楚它从哪些渠道进来。我们不能因为热钱的进入，就试图把大门关起来。开放是当今中国的主旋律，中国永远不能回到封闭的时代，只有开放才能使中国强大起来。如果因为怕一只苍蝇进来就把大门关上，这是非常错误的。热钱有各种管道进入。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是一个很重要的管道，还有外商直接投资，经济贸易夸大价格等，还有很多个人自己带进来。国际游资，或者短期资本流动，时机一旦成熟，它肯定会流出去。如果流量非常大、非常急，就会对我国的金融体系特别是货币体系带来冲击。一个国家的金融危机最终会演变成货币危机。对于热钱，我有以下看法：第一，我们不要害怕热钱，中国有这么多外部资本进入，是因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经济环境稳定，人们有良好预期。实际上，我们将和热钱相伴而存在，把热钱消灭掉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适时疏导。同时，我们要通过改革，把热钱变成正常的短期资本流动。为此，要着力推进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现在是央行和个人、企业进行交易，未来的外汇市场交易主体应主要是企业与企业的交易，把风险分散给企业。第二，我们要从技术层面采取措施，防止这些以班排连营方式进来的热钱在未来某个时候以集团军形式出去。游资大规模流出将给一个国家的货币体系带来非常大的冲击。我们现在有一万八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按照一定的结构分布在不同资产上，我们不可能把这些储备以现金的方式搁在账上。如果热钱以集团军方式出去，负债和资产的结构就可能不匹配，危机就会出现。韩国当年的金融危机与资产负债的结构性失衡是有关系的。在一国金融体系内，如果单一银行出现由资产负债结构严重失衡导致的支付危机，通常央行会提供流动性帮助其渡过危机，但在国际范围内，如果一国金融体系出现危机，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会提供帮助，但这个帮助要以付出巨大代价为前提。我们要从政策和技术上防止热钱以集团军形式出去。在外汇管理上要做很多细致工作，要不断调整外汇资产结构，以防范未来的金融风险。三、环境保护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环境和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性，是我国经济发展中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也可能是一个长期问题。首先是有害气体减排与工业化的关系。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整个大气环境被破坏，南极和北极的冰川都在融化。工业化加大了温室气体排放，使人类生存环境受到威胁。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与我们经济发展相匹配的减排承诺。美国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国家。最近几年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增长较快。但是，中国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国家，中国与美国不能承担相同的义务。尽管如此，我们仍要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因为地球只有一个。其次是生态环境的恶化。从南到北，我们的水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污染，特别是比较发达地区的水污染更是严重。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要让人民生活美好，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个最终目标。如果人均GDP达到一万、两万美元时，水都不能喝，GDP还有什么用？所以对环境的保护，特别是对水资源的保护，应该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等环境已经污染了再治理它就太难了，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价。再次，是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方式很令人忧虑。资源匮乏了，环境污染了，我们的后代该如何生存？对石油、煤炭、水以及各类矿产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美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美国近海油田不开发，煤矿基本上也不开发，资源得到了很好保护。美国不开发其地下资源，主要是买其他国家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人很自私。自私的一面我们不学，但保护环境的一面我们要学，要借鉴。我们不能耗竭式地利用自己的资源。我们现在也要学会保护资源。我们要学会资本运作，通过资本市场实现全球资源的配置。我国外汇储备的应用，相当大部分应该放在这方面。中国这样的大国，没有海外资源做支持，经济增长是难以为继的。最后，是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和劳动力就业问题。我们给中小企业的支持不够。应该更多关注中小企业的发展，特别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方面要有更大的支持。四、我们应该制定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我们应该在解决上述问题之间找到一个深层次的平衡点。现在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单一政策目标是不够的，必须统筹兼顾，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是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如前面所说，要正确处理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与控制通胀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我们要控制高耗能企业。我国的经济增长，还需要通过内需的增长来拉动。中国这样的国家试图长时期通过出口，靠外部需求，靠美国、欧洲的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是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缺陷的，这种增长模式肯定有问题。我们要靠内需来拉动，必须完成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靠内需拉动，首先要提高与内需有关的经济主体特别是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这涉及到另一个重要问题：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政策要更多地关注民生。能不能调整收入分配结构，适当降低税赋？中国特别需要从经济发展角度灵活地运用税收政策。从目前看，税收政策运用的重点在降低税率或提高税基。对于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由于中国社会发展太快，建议把起征点进一步加以提高。这样把钱留下来，人们才会消费，才会拉动经济增长。要努力提高群众的财产性收入。这实际上是在说，要充分重视存量财富的增长，重视存量资源的再配置。我们的文化有一个负面因素，就是不重视存量，只关心流量、增量。这实际上就是不尊重前人的成果、不尊重历史。我们现在经常看到很多楼被炸掉，这些楼不少是10年前建成的，它们构成了当年的GDP。10年前建成的楼实际上是很新的。我到欧洲大学访问，我要他们让我看一下最新的楼。他们最新的楼就是10年、15年前建的。欧洲人对历史、对前人的物质财富和非物质财富非常重视，尽最大努力去保护它。而我们却没有做到。这种不尊重历史的行为在学术研究中也经常存在，抄袭就是一种蔑视前人成果的行为。写一篇论文洋洋几万言，没有一个注释，说这些都是自己的创造。难道前人的研究成果没有对你产生任何影响？没有一个注释，没有一句话来自于前人？作为一个研究生导师，我在评判研究生论文时首先就要看论文的注释，看学生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是否很尊重。我们一定要尊重过去，尊重他人的成果。在学术研究中要这样，在经济发展、财富创造中也要有这样的传统。我在很多场合倡导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就是试图通过资本市场，让存量财富创造更多收益。资本市场是对存量资源进行配置的机制，它通过对资产进行估值，通过证券化，让资产流动起来，让存量财富升值。这样，社会就处在一个很良性的状态：一方面，现期经济增长了，收入水平提高了，这是流量方面；另一方面，过去创造出来的财富也在增值，两种收入加在一起，这就是小康社会的财富形成方式。经济增长的目标，是要让全体中国人民生活得舒适。我经常看到很多人加班加点，非常辛苦；中国人是全世界最辛苦的了吧，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只要一有空就去做事赚钱。我们也要休息，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模式。要让今天的收入保障今天的生活，让过去买的那些资产通过增值来保障未来的生活。在正确处理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矛盾时，要善于运用财政政策包括税收政策。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很快，我们能不能把这个钱的一部分留在民间呢？中国经济增长要靠民间需求来拉动。我们要向靠政府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时代告别。民间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是持久的。

勤劳朴实的劳动人民和，**奸诈的卖地

参考资料：

《文汇报》

量的扩招，不仅严重地降低了教学的质量，而且造成劳动力的趋同化，使得大学生难以胜任工作，而且形成恶劣的竞争。由于劳动力的工资不高，消费能力自然也不会高。另外就是房地产过热，导致普通老百姓的消费能力不得不被拘束在房产上。由于中国人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对家庭和房子有着特殊的情感，所以一般会首先考虑买房，其次是买车。开发商抓住了买房者的心理于是抬高房价，榨取老百姓的血汗钱。普通老百姓由于处于被动地位只能任由开发商漫天要价。其次是地方政府为了短期的利益和政绩，抬高地价，频频拍出地王。房地产开发成本又间接转嫁给了购房者。可以说地方政府在房价高涨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教育，医疗费用也是普通老百姓的重要开支。普通老百姓的消费能力被束缚，导致内需不振，同时外贸出口又遭遇寒霜。政府提出的三驾马车有两驾马车已经不能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作出相应的贡献，所以只能依靠通过加大政府的投资来拉动经济。由于政府的大量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在gdp所占比例甚至达到70%以上。试想一下，如果这些基础建设完成，中国应该用什么去填补空出来的gpp空缺。到时中国的经济就会停止不前，甚至出现大的滑坡。中国的政府投资行为似乎有点饮鸩止渴的意思，但又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政府如何摆脱这种被动的局面呢？就是转变增长方式，控制产业链，把握产业链的高利润节点。中国如今的制造业主要是集中在制造。制造是整个产业链中利润最低的节点，会造成环境破坏，资源浪费，和严重的劳动力剥削。美国人聪明之处就是控制了产业链，自己控制高利润的研发设计，仓储物流，销售等环节。而把利润最低，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制造转移到中国，剥削中国的劳动力。而且往往造出来的产品都返销美国，国人并不能享受这些产品，真是“遍身罗琦者，不是养蚕人”。政府为了保障出口，保持着劳动力的廉价优势，或者通过出口退税的方式促进出口。

中国要想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中获得稳固的地位，获得可持续的发展态势，看来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改变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重要的一步骤，也或许只有把这些工作完成了，我们的经济发展的基础才算夯实了。我们的经济发展中有许多偏向是需要纠正的。我们现行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注重财富的创造却并不太顾及财富的再分配，正如有学者所感叹的：“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最大的缺憾在于，没有类似的计划使国民财富同步增长。”我们知道从最终需求上看，消费和投资需求的形成机制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讲，居民消费倾向是相对稳定的，可支配收入成为居民消费的重要解释变量。这也就决定了消费是一种对于可支配收入的支出，在消费倾向不变的情况下，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越多，消费增长得也就越快。但在我国现在实际的情况却是，国民反而成为改革成本的长期承担者，这也正是我国国内市场为什么迟迟不能够建立起来，而不得不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来实现经济的增长的根本原因，并因此留下内需不振、经济失衡、社会矛盾激化等种种后遗症。另一点则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财富的创造的只是注重政府的主导，这种模式的弊端是显见的：一方面的原因在于在积极地财政政策下，通过国家财政所进行的投资是低风险的，而由此带动的民间投资投资（无论其资金来自于自有或者资本市场譬如证券市场的融资或者银行借贷）都是有风险的。从而无形中对民间资本形成了挤出效应。另一方面的问题在于，由政府举公共工程或援助私人企业的法，只能适得其反。原因是政府筹措资金，势必加重资本市场和纳税人的负担，进而必然会妨碍私人企业的活动。而这些因素的集合，自然是于总体上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目前世界已探明的能源储量中，煤炭只够开采230年,石油只够开采43年，天然气只够开采62年。中国地大而物不博，人均煤炭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0%，石油、天然气人均资源量更是只有世界人均的1/15,形势就更为严峻。按照现有消耗速度，中国的煤炭储量只能开采80多年，石油储量只能开采11.4年。但中国的能源浪费现象又非常严重。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严重依赖能源投入，主要表现为“三高一低”(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低产出)。目前中国单位产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美国的4.3倍，德、法的8倍，日本、瑞士的11倍。能源系数总效率仅约10%，高达90%的能源在加工转换、储运和终端利用过程中损失和浪费掉了。在世界舞台上，中国正在扮演着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一是正面的，世界工厂，白猫;二是负面的，世界最大的污染排放国，黑猫。中国的二氧化碳、化学需氧量、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等排放量均为世界第一，单位污染排放量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十几倍。目前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也很不合理。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为30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占68.7%，石油占18%，天然气占3.4%，非化石能源只占9.9%。中国发电量的83%依赖于煤炭(火电),但火力发电厂也是污染排放大户。火力发电厂每发1度电，要排放1.2千克二氧化碳、9克二氧化硫、4克氮氧化物。2009年中国火力发电量为29814亿度，污染是极为惊人的。所以中国必须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加大核电和水力发电比重。而且中国火力发电厂整体上效率偏低，大多在27%到33%之间。目前世界最先进的百万千瓦超临界机组的热效率可高达45%，中国火电厂提高改进的空间依然很大。火电中的小火电机组占了相当比重，其效率平均比大型发电机组低10%以上，对环境的污染也更惊人。一手抓淘汰落后产能(小火电)，一手抓节能减排(大中型机组)，在很长时期内是中国工业的一项艰巨任务。但传统能源总有用完的那一天。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大力发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和低碳经济才是正道，虽然很大程度上是情非得已。随着能源资源的日益减少，未来能源资源一定会卖成天价以体现其稀缺性，届时中国企业将如何应对?显而易见的是，未来哪个国家对能源资源的依赖越低，哪个国家就可以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掌控的话语权。这方面发达国家又先行一步。以英国为例，2009年英国石油需求比2008年下降4.5%，天然气需求减少7.5%，净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9.75%。德国和北欧国家更是公认的“低碳经济”先驱。笔者认为，低碳经济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四层意思：一是能不用就不用，尽量节约资源;二是能少用就少用，尽量使资源得到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三是投入产出最大化，尽量以最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实现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四是大力推广绿色制造、清洁生产技术，尽量减少碳排放。自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各地政府都把保增长列为首要任务，上了很多大项目。据周生贤部长透露,四万亿计划中用于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资金达到2100亿元，加上支持自主创新、结构调整和应对气侯变化的资金3700亿元，绿色投资比例达到14.5%。这体现了中央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决心,固然可喜。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85.5%的资金与节能减排关系不大,与发展低碳经济有一定矛盾。绝大部分投资以扩大产能为中心，为保证如此巨额的投资万无一失，采用了最成熟最先进的生产技术。但这些技术绝大多数已达到了现有生产方式的极限，客观上加重了对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依赖，与发展低碳经济的愿景背道而驰。低碳经济不仅意味着要改进工艺技术，甚至意味着中国庞大的生产能力将化为乌有，并不象抑制产能过剩那么简单。比如目前全国钢铁产能超过7亿吨，产能过剩2亿吨。真要用低碳标准改造，对象就不是那过剩的2亿吨钢铁，而是整整7亿吨钢铁!从这个角度看，发展低碳经济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即便从绿色消费的角度出发，大上产能也是与低碳经济相矛盾的。比如大量生产小汽车而不是自行车，但汽车却是大气主要污染源;大上造纸产能而不是无纸化公，无谓的大量消耗了木材;大量生产空调而不是改变奢侈的生活方式，满足于夏天将空调定在26℃,冬天将空调定在18℃,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低碳生活。最重要也最关键的是，“低碳经济”意味着中国将为“碳排放权”埋单。中国并不掌握“低碳经济”的核心知识产权，很有可能走上“引进—落后-再引进”的老路。但真正先进的技术是买不来的，很长时期内中国必然处于“低碳经济”产业链的低端环节。在传统产业中，中国正从产业链的低端环节爬到中端环节，有些已到了产业链的高端环节。以家电为例，从CRT电视到平板电视，中国家电一直在引进生产线和技术，并将CRT电视做到了极致。虽然目前中国还不掌握平板电视核心技术，但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技术传承，也有一些吸收消化再创新。但“低碳经济”意味着中国企业将从头再来，意味着传统的吸收消化再创新将无以为继。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迈向低碳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未来》指出，中国实现未来低碳经济的目标，至少需要60多种骨干技术支持，其中42种技术中国目前尚未掌握核心技术，这意味着70%的减排核心技术需要用巨额财富“进口”。如果再不用铁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在“低碳经济”时代恐怕仍然是个代工命。

任何现代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都要靠技术进步来达成

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一是靠出口，二是靠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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